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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4 22:55:23【3409754】
不足1.6米。当年,吃饱饭是霍新会最大的梦想。“那个时候,我就想饱饱吃一顿。” 上世纪80年代初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他的这个梦想才实现。其时,他已年近不惑。 几十年后,肚子饱不饱的问题,仍停留在霍新会的日常意识中。以至于现在,他见面打招呼,还习惯说“吃了没有”。家里来了客人,虽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,但他第一反应仍是招呼老伴给客人做饭。 当年,大家吃不饱,上工就开始“磨洋工”。常常是“上地人叫人,地头人等人,收工人撵人”。小队长不叫,大家就尽量拖着不上工;走到地头,等着大家到齐,才开始干活;收工的时候,大家就像兔子一样往家赶。 “我当记工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霍新会说,“名义上是社会主义,其实是穷过渡。” 然而在写野鹿村村史以及写县志的时候,他把这些“吃不饱”的经历和社员“磨洋工”的事,统统“过滤”掉了,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根弦儿,他一直紧绷到现在。即使现在写村志,或是给报社投稿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“会不会带来麻烦”。 这部村史并没给霍新会带来什么政治进步。村史写出来不久,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就结束了,很多人根本没见到过。 “估计大队干部也不好意思拿出来。村里本来就只有几户过得光景好一点,他们都很节约,也不剥削人,不像写的那样。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拿出来反而会造成矛盾。”霍新会说。 改革开放以后,“勤劳致富”成为村里人新的目标。大家各显神通,吃饱穿暖,修房盖屋。现今更是如此,谁家在城里买了楼房,在村里盖了房子,或是开辆轿车回来,都会成为村里人议论和羡慕的对象。 富人不再被批判,恰恰相反,穷人则为大家所讥讽。当年,霍新会通过自己的努力,赢得了不少声誉。而现在,他曾经的声誉,完全被家庭的贫困所遮盖。村里不少人,总会以“那个住土房子的老头”指代这个曾经的“秀才”。即使在霍新会儿子眼中,知识也“不是什么本事”。 村里到处是砖瓦房,有人家甚至盖起二层楼,可霍新会仍住在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3间土房子中。 在众多的楼房中,霍新会的这栋房子显得低矮。屋子里用红蓝混色的塑料布打顶,墙壁上还贴着一些不用的报纸。房间很暗,大白天如果不开灯,根本不能看书写字。 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”看着自己“寒酸”的家,他常常发出感慨。 写完村史后,他继续积极表现,继续用努力工作洗刷家庭出身留在自己身上的烙印。 那些年,他陆续获得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、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”等称号。直到现在,他还能熟练地背出“老三篇”的一些章节。 他的努力,为他换来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当地新建一个大的水利工程,他被抽调到工程处工作,负责宣传,并主编一份发行1500份的《沁河战报》。 “我还带了大红花,家里人脸上都有光。”回忆起这段往事,霍新会得意地笑了。 然而他最终未能转为正式工。1979年,国家调整国民经济时,他回了家,仍旧当农民。那双摆弄文字的手,再次到地头扶犁耕种。 写史要客观公正,但有一个“框框” 在水利工程处干的那几年,霍新会为自己攒足了名声,也为他以后写县志村志打下了基础。 1980年,国务院指示,要各地“编史修志,为历史研究服务”。沁水县就此成立县志办。办公室的一名干部认识霍新会,知道他“写一手好文章”,便邀请他加入。霍新会欣然应邀。 也是同一年,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,编写方志要遵从“三新”及“三性”观点。所谓“三新”,即“新的观点、新的方法、新的材料”;“三性”则指“资料性、科学性、思想性”。 胡乔木的讲话,为当时的地方志编撰定了基调。沁水县也照此着手编撰本县县志。 到县志办后,霍新会“大吃一惊”:参与编写县志的,大都是曾经的“地富反坏右”分子。 “我当时不理解,为什么要这些人来写县志?”霍新会说。 后来,他很庆幸,其中几个人的思维方式,还是启发了他,让他那根紧绷的弦儿稍松了一下。 初期,大家在一些问题上颇有争议。比如,文革该如何写,文革前的各种运动该怎么写,现代人物如何评价等。 霍新会还记得,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老兵、黄埔军校毕业生曾提出,要客观对待国民党抗日历史,要客观评价党在改革开放前30年提出的政策等等。每次开会,这人都要提到这些问题。但是,“始终没有人敢定调子”。 争论不下,这个老兵便拂袖而去,不再参与编写县志的工作。 1981年6月,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这份决议,为当时地方志的编撰工作,划了一个“框框”。县志办内部也达成一致意见:凡是涉及到历史问题的,都不能超出《决议》的定性。 但在霍新会内心深处,还有一个个人原则:“书写历史,要尽量客观公正。” 饥饿是他永不磨灭的记忆。“不把这段历史客观描述,回避失误,只写成绩,会让人觉得历史不真实。”他说,“当时我内心很挣扎。” 内心的挣扎一直持续到现在,与他那根紧绷的弦儿不停地斗争。不过在写赵树理时,他的“弦儿”开始为他的内心退让。 赵树理是沁水县作家,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“山药蛋派”,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。“反右倾”开始,赵树理便被定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批判对象。文革开始后,他遭迫害致死。 对于赵树理,霍新会相当熟悉。他的家离赵树理的家乡不超过10公里。少年时,他因喜爱文学,不止一次跑到赵树理的家乡,还有幸听过赵树理讲课。 动笔之前,他多次访问赵树理的亲朋好友,甚至还两赴太原,与赵树理的一名同学、离任的山西省副省长交流。 后来,他写了一篇最长的人物传记,8000多字。初稿中,他特意写了赵树理因何受到批判。但是在成稿中,字数被删掉不少不说,他特意写的那一段最终也未能面世。 “我犯了两个错误。一是违反了写文革‘宜粗不宜细’的原则;二是忘记了人物传记要写积极向上的一面。”他说。 写另一个人物贾景德时,霍新会内心也挣扎过。贾景德是沁水人,曾做过阎锡山的秘书长,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秘书长。霍新会在采访中,得知他为家乡做过不少贡献,比如办工厂、修公路等。 霍新会本想将其对家乡的贡献写进县志。可是他的方案没被认可。最后他只寥寥地写其在国民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。 “搁现在,我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两个人。”霍新会说,“但我有‘政治恐惧’,怕写多了挨批斗。” 被否定的次数多了,他便不再在编辑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,一切“按领导的意思写”。 “说了有什么用?我就是一临时工,说得多了,连饭碗也砸了。”霍新会说。1 2上一页下一页 资料图:中国海监66船 日本共同社2月28日报道称,28日晚7点50分左右,在日本冲绳县久米岛西北方向约140公里处的中日争议海域,中国国家海洋局的“海监66”号通过无线电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“拓洋”号停止调查活动。报道称,自2010年5月以来,这已是日本海保的测量船第四次被中国船只要求停止调查。上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在2月19日。日本海上保安厅称,当时双方船只靠近到约只有800米。中国“海监66”在约10分钟的时间内,用无线电通话向日方喊话称“这里是中国水域”,要求日方停止调查。日本的“拓洋号”则回答称“正在EEZ(专属经济区)内实施正当调查”,并继续开展相关调查。报道称,日本主张以所谓的“日中中间线”来确定EZZ分界线,现场位于距“中间线”约140公里的“日方一侧海域”。而实际上,中方从未承认过日方的“中间线”。 社会说变就变,就像那一段历史没有发生一样 在沁水县志办工作5年,临时工霍新会交出80万字的书稿后,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 在编写县志过程中,与在大集体时代一样,他仍旧有充足的干劲。妻子在家侍弄那几亩薄田,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。不过,与以前不一样的是,在大集体时代,身上的家庭出身烙印,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。他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洗刷掉那个烙印。然而,当他快要成功的时候,一切都改变了。时代已经不需要他那样的“卖力讨好”。 到县志办工作,霍新会奔着转正的目标。可是不久,他就被县志办辞退。人没挪窝,又被县志办临时聘用。但这样一来,他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。 “20多年的努力白费了。社会说变就变,就像那一段历史没有发生一样。”坐在昏暗的小屋中,霍新会感慨道。 他不得不“为稻粱谋”。两个儿子已经长大,做父亲的至少要给每个儿子盖一院房子。不过,这个目标,到现在他都没有实现。他只在上世纪90年代,给一个儿子盖了4间二层楼房。而他和老伴,仍住在80年代盖的3间土房中。 老了,霍新会记不得很多事,但也忘不掉很多事。 他还记得,有一个农民,是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。此人他很早就听说过,是那种干活卖命的“主儿”。在一次农田水利建设中,此人遇塌方身亡。“当时县委号召大家向他学习,学习了两年多。”可是,当霍新会在县志办提出要将此人写进县志人物传记时,被断然否决。 “大家学得轰轰烈烈的,结果连个名字也写不进史书。你说说看,这叫什么事儿?”他至今也想不明白。 还有,大跃进时期,大家热火朝天地干,结果一句“决策失误”就了事。有些“失误”的农业政策,甚至都没在县志中体现。 “成绩归成绩,失误归失误。古人说,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。现在县志中都不提,怎么个以史为鉴法?” 不过在他离开沁水县志办时,他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。口袋的鼓与瘪,关系着他全家的生计。找工作才是他的首要任务。 参与编撰沁水县志时,他结识了周边县城县志办的干部。1985年,当他离开沁水县志办后,永济县县志办邀请他参与编写永济县志,并开出更高的工资。于是,他搭长途车到了永济县城,一住就是4年,完成了该县的“财贸专志”。 4年之后,他又回到农村,用那双书写历史的手,侍弄土地。 凭着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声誉,他也能找个短工干干,帮乡镇企业写写宣传稿,也能拿到高于力气活的报酬。日子稍有了起色,能“赶上父亲的水平”。 有一次,霍新会为一家乡镇企业的老板写了篇人物通讯,在当地获了奖。他的名声更大了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沁水县委成立通讯组,他被邀请到通讯组工作。干了一段时间,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 这些文章,被他一张张剪下来,贴到一个本子上。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资本。”话刚出口,他就赶紧捂住嘴。 一旁的老伴听到,回了一句:“你还好意思说,你看看自己住的什么地方,说出去丢人。”霍新会便不再言语。 从1998年到2003年,霍新会踏踏实实干了几年农活。除播种外,家里的农活没有他拿不下的。在此期间,他也去找过政府有关部门,希望能给自己解决转正的问题,但最终没落实。 偶尔,他也写点心得体会,投到当地的报纸上。一来二去,他认识了当地一家报纸的负责人。2003年春天,此人一个电话,又打断霍新会务农的生活。 60岁这年,霍新会那双满是老茧的手,重新操起纸笔,撰写历史。 留个纪念还是留住历史? 进入21世纪,三晋大地上,“煤老板”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,迅速抢占各大媒体的头版。 依托煤炭资源,一些村庄也富了起来,当地开始流行修村志之风。在那家报纸负责人的介绍下,霍新会开始给泽州县的一个村写村志。“经济发展了,留个纪念。”有村干部对他讲。 这个村有两个煤矿,村民的收入水平因此直线上升。一年多后,霍新会写了30余万字,交给对方。此后,他几乎没有空闲,这个村写完,就有那个村来约。这几年,他一连写了4部村志,胡底村的那部也快完工了。 现在的霍新会,更像是一个熟练技工,往固定的模子里填东西。甚至连调子都一样。 “多写写农村的变化,写写现在老百姓过的好日子。”几乎每个村干部都会这么跟他说。 打工者霍新会于是就写农村的变化,写老百姓过的好日子。“我就是一打工的,写不好人家不给钱。”霍新会说。 每部村志,他通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,能拿到一万多元。不过,这点钱也不好挣。有一个村,至今还欠他不少工钱。 当然,在他眼中,农村的确在发生变化。光从一些顺口溜就可看出: 上世纪50年代,农村姑娘找对象,流传着这样的话:“一工二干三学生,退伍军人等一等,老农民发癔症。” 到了60年代,“不嫁工,不嫁干,要嫁就嫁放羊汉,穿毛衣、吃饱饭。” 80年代,农民的地位开始提高,找对象相对容易点儿了。当地开始流传“穷工人、富干部,老农民有前途,没钱花了卖红薯”的顺口溜。 进入本世纪,“小康工人富干部,人民教师坐花轿,辛苦农民吃得饱,小康路上迈大步”的说法又流传开来。 然而,还有另外一些变化,他没法写在村志里 211195新凤凰彩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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